采访组：连县长您好，今天能在寿宁县下党乡采访您，我们感到很荣幸。下党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最牵挂的基层乡镇之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寿宁县和下党乡的基本情况。
连德仁：上世纪80年代，闽东是福建全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寿宁县地处宁德东北部，藏于大山深处。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曾在寿宁当过4年知县，他说寿宁是“县在翠微处，浮家是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可见当年寿宁山路崎岖，跋涉艰难，被人视为“畏途”。
寿宁号称有“三件宝”：“地瓜当粮草，棕衣当被倒，火笼当棉袄。”棕衣就是蓑衣，火笼就是当地人冬天烤火取暖的工具。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时候人们没什么东西吃，只吃地瓜;没有被子，就用出门遮风避雨的蓑衣当被盖;冬天没有棉衣穿，就抱着火笼、围坐在火炉边取暖，真是穷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房不遮风”的程度。按照当时的贫困线标准，年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户就叫贫困户。这样的贫困户，当时占寿宁县人口的36%。
下党是1988年建乡的，是寿宁县西部最偏远的山乡，那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当时，下党是省级特定贫困乡，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五无乡”，即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全乡总人口约7500人，农林牧渔总产值只有186万元，贫困率达到70%。
那时的下党，群众生活极其艰难。没有公路，生产、生活全靠肩挑背驮;没有电灯，农户家里就用火篾(注：就是一种用毛竹制成的竹片，也有的用做篾器剩下的废料制成，燃烧时间短、亮度小)、油盏(注：即油灯)。真可谓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下党的老百姓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都是因为没有路，进出尤其是挑重物运输是非常艰苦的。这里闭塞到什么程度呢?宣传队到乡里放电影《上甘岭》，放映结束，小孩子们以为真的在打仗，就蹲在地上到处找子弹壳。有的困难群众没有吃过酱油，有的连一件能穿出门的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的农户家里，一半人住，一半是牲畜，人畜混住在一起，卫生条件很差。
这就是当年习书记来宁德任职时，寿宁和下党的基本情况。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下党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1988年6月刚一上任就来寿宁县调研，第一次到下党乡是1989年7月19日。当时我是寿宁县常务副县长，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听说他要到下党乡调研，县里就让我参加接待。
下党从来没有接待过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干部，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干部平时都在王氏祠堂里办公，“办公室”紧挨着牛棚，场面寒酸不说，气味都令人窒息。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考察、调研，在哪里歇脚、在哪里开会?乡里找来找去，决定就在咱们现在所在的这座鸾峰桥上歇脚、开会。鸾峰桥是下党的一宝，始建于清嘉庆五年，是寿宁县木拱廊桥中最为壮观的一座，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当时这座桥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堆的全是杂草和牛粪，非常脏。
为了迎接习书记一行，县委指派武装部长和妇联主任提早到下党组织群众来清理廊桥，洗刷了三天才洗干净。大家又把自己家的凳子、桌子、脸盘全拿来，给习书记他们歇脚、洗脸做准备。廊桥旁边有个小学校，也收拾出来准备给他们开会用。
7月19日清早6点多，习书记带着18个地直部门负责人，连同县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共30多人，从寿宁城关出发。9点多，车子开到平溪乡的上屏峰村。所有人下车，带上我们给准备的草帽、毛巾、木棍，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步行15华里，2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党乡下党村。
因为下党穷，外人很少来，那条山间小路平时走的人也很少，全都是横生的树杈和高高的杂草。当时的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就拿一把柴刀，在习书记前面开路，一边走一边砍树杈、劈野草。还有老百姓自发地跑到中途的凉亭里，给习书记送草药茶和绿豆汤。
11点多，习书记他们到达下党乡，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他们在鸾峰桥这儿简单洗了洗，就开始开会，进行现场办公。听取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作了讲话，对下党乡的发展进行具体指导，并决定率先解决通乡公路、水电照明和办公场所这三大问题。
开完会，习书记一行就在鸾峰桥上用餐。虽然下党条件不好，但老百姓都竭尽所能地拿出饭菜来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地府”，泥鳅、田螺、糯米糍等都是土菜，但代表着下党群众的一份盛情。习书记他们就在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桌凳前，端起老百姓精心准备的乡村小菜，香喷喷地吃了起来。午饭后，习书记等稍作休息，就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下午3点多，他们又途经溪后、大坵下、下屏峰几个自然村，步行20多华里到达溪源村，晚上8点多才回到寿宁县城，整整一天，往返一共14个小时。许多同志的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采访组：第一次下党之行给习近平同志留下了什么印象?那一次他在下党讲了些什么?
连德仁：下党乡群众的淳朴、热情、坚韧和对摆脱贫困的渴望，给习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很感慨地说：“下党这个地方，我来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
他在现场办公会上，对寿宁和下党的干部说：“我到寿宁来了几次，感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令人生畏的地方，反而觉得这里青山如黛，绿水长流，是大好河山，有广阔的开发领域。寿宁民俗上有山区的狭隘性、落后性、好讼性。民风上却热情好客，很欢迎外来干部，而且又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可贵品质。所以我感到，寿宁的气候虽然是冷的，但人情是暖的。这就是寿宁的特色。”
他还说：“寿宁的经济发展比较慢，但这不能说主观努力不够，更不是干部群众不努力，而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闽东是交通断层，国家投入少，寿宁获得的投入更少，这就导致这里发展滞后、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上不去，人才留不住;投入少，产出就少，财政就拮据。寿宁虽然经济实力排在后面，但是寿宁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他也对干部提出了要求。习书记说：“我知道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写了一本《寿宁待志》，还留下了很多美名。当年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
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得入情入理，听了让人如沐春风。很多干部都说，没想到习书记这么理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对改变寿宁面貌的信心决心更强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当年第一次来下党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到宁德，而是在寿宁县城召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请您讲讲那次会议的主要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7月19日来下党调研后，确实没有马上回到地委，也不像有的地方领导，调研时承诺一个样，回去执行又是另外一个样。他抓落实要求立竿见影。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1989年7月20日，习书记在寿宁县政府会议室召集开会，和他同行的18个地直部门的干部与县直对应的18个单位的干部面对而坐，就寿宁县、下党乡的建设工作现场研究、现场拍板。习书记说：“这次大家和我一起到下党乡实地调研，相信都很受教育。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原因、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习书记要求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下党乡的发展建设要优先考虑，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解决群众困难。他让每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代表表态，你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现场就定下来。最后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主要用于水电照明和公路建设，以尽快解决生产生活用电和交通问题。有个部门领导说了句很形象的话：“习书记啊，我们把口袋里的毛都拔拉出来啦!”意思是已经尽全力支持下党建设了。大家哈哈大笑，深表同感。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二次到下党的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第二次到下党是1989年7月26日，他陪同时任福建省长王兆国同志到下党乡视察灾情、慰问灾民。7月21日晚，下党乡发生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灾。下屏峰村30多座民房被毁，土墙坍塌，5位村民遇难，受灾群众62户，332人。王兆国省长和习书记一行冒着大雨、蹚着大水赶到受灾现场，视察灾情，部署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看到村民们灾后的损失和难受的情况，他一一进行了慰问，并从宁德地区的财政经费里拿出钱来，给受灾最重的32户村民每户发放了1500元救灾款。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1元钱。他一下子给每个受灾户拨了1500元。同时，他还单独拿出15万元资金，用于公路、防洪堤坝的修复和学校修缮，以解燃眉之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三次来下党是时隔7年以后，当时他已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了。请您讲讲他那次来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是1996年8月7日。当时他是省委副书记，距离上一次来下党已经7年时间，离开宁德工作也已经6年时间，但他对下党的感情更浓了。他一到下党，就开门见山地说：“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
他带领省交通厅、财政厅、老区办和扶贫办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察看了下屏峰村的灾后重建点。当时由于资金短缺，下屏峰村水尾的石拱桥只建了石拱，桥面并没有铺平，只用施工搭设的木板桥作为临时通道，不太安全。习书记一行就从这条临时通道走到河对岸，沿河视察水毁后修缮起来的防洪堤工程。村委会干部请他到村委办公楼里歇息喝茶，他谢绝了，直接到群众家里慰问，所到之处不时和乡亲们打招呼、握手致意，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老百姓知道习书记对下屏峰灾后重建特别关心，非常感激。习书记离开下屏峰时，村民们都自发燃放鞭炮欢送习书记。
回到下党乡党委办公地，他又听取了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为乡里修桥、铺路、发展生产拨了100万元人民币。他说，这100万交给你们乡里分配，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实事求是，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当时，乡政府交给习书记一个报告，是关于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的公路立项的事情。这是一条省际公路，如果能够尽早立项并修通，对下党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习书记看后，当时就把报告签了，直接交给一起来调研的省交通厅长。1998年，这条省际公路就建成通车了。
采访组：那时的下党应该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习近平同志对此有什么评价?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虽然时隔7年，但他并没有中断和下党的联系。当年那个拿着柴刀给他开路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经常去找他，跟他讲下党的情况，他也真诚地把老杨看作自己的农民朋友。习书记说：“7年前来下党的那段历史，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好几次在宁德开会时讲到下党，讲到宁德地区一些贫困地区的标志时，都将这里的一些情况，作为一个典型来介绍，大家感觉很受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要忘记，这一方土地上还有很多父老乡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来下党已经不需要跋山涉水了，坐着车一阵风就到了。过去的特困户，现在有的脱贫，有的奔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他当时还对宁德的扶贫工作提了几点希望：一是在更新观念、提高素质上要有一个新的飞跃;二是拓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楚一点;三是要把脚步迈得更扎实;四是继续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和新建区、特困区的拼搏精神;五是各级干部要更加关心特困区，对这些地方多一点理解、关心、支持和照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在宁德期间一直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作为头等大事紧抓不放。您当时作为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对他这种理念有什么感受?
连德仁：习书记对我们寿宁脱贫致富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对下党的牵挂上。实际上，他前后一共9次来寿宁县实地考察，从不同角度了解寿宁经济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脱贫致富的方向和举措。
1988年8月2日，习书记刚到宁德工作不久，就在陈增光专员陪同下走了闽东9个县市，寿宁县是第七站。习书记走访了麻竹坪水库和竹管垅乡、清源乡、芹洋乡的部分贫困村，察看了县茶叶精制厂、植绒厂、光仪厂、线毯厂等10个企业。同年11月3日，习书记陪同省委书记陈光毅到寿宁检查指导工作，到武曲乡和竹管垅乡的桥仔头自然村了解脱贫致富情况。可以说，寿宁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学校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作风深入，一竿见底，踏石留痕，是习书记的风格体现。在武曲乡，他听取乡政府汇报;在南阳镇山坑村，他倾听村干部们的呼声;在三祥新材公司，他了解企业转型发展的思路;在鳌阳小学，他与教师座谈了解实际困难;在竹管垅桥仔头，他进村入户，了解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瓶颈;等等。为了改变寿宁面貌，习书记提出修公路、建电站、筑堤坝、建学校、解决办公场所等一系列帮扶举措，为寿宁人民摆脱贫困注入致富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期间就扶贫工作提出不少很有创见的理念，比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等。从他对寿宁县的具体指导看，您认为都有哪些鲜明的理念和具体的举措?
连德仁：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许多创新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寿宁是农业县、山区县、贫困县，习书记要求县里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关于农业，他说粮食生产是根本，发展什么都要把搞好农业、种好粮食作为大前提;他还提出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就是要山水田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立体农业，要面向市场，追求农业生产的商品率，用农业商品观念代替原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
关于工业，他指出寿宁办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多，高精尖的产品比较少。要把工业办好，就要走向全省和国际市场，做别人没有的或比别人好的产品。他知道寿宁茶叶生产是支柱产业，强调要搞精品茶叶，生产、加工、包装都要上一个台阶。有一次他到南阳镇森鑫玩具厂考察，当他了解到一个小小的工厂年产值就有6000多万、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时，非常高兴，还连连表示这样的企业品牌要树起来，政府部门也要做好服务工作。
他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宁德素来是“老、少、边、岛、穷”，安贫乐道、“等靠要”心理比较严重。但习书记当时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非常强，这有可能与他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经历有关。他鲜明提出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他说：“把脑袋瓜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
习书记到闽东工作时，我们县的扶贫工作已经开展了3年，但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他说扶贫工作要升层次、上水平。“虽然扶贫规划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扶贫这项事业是长期的，不是说3年时间到了就宣告结束了，不是低水平脱贫就可以说明问题。”
习书记十分重视典型引路。他抓扶贫，就抓下党。他在全地区干部会上多次讲下党这个典型，他说下党搞好了，对全地区的脱贫有指导意义。
他对各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决问题;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比如推广“一村一品”;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跟进，才能实打实地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能希望一口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习书记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实践证明，把脱贫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和当年的“摆脱贫困”，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
习书记还讲，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他举了寿宁农村人畜混居的例子，他说：“人跟牲畜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屋内卫生状况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健康起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体现了他虑事周详、思考深刻的品质。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连德仁：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时，感觉这个大干部真年轻啊!三十出头的样子，很有内涵，又非常平易近人。由于他每次来我都陪他，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他见到我就“老连”“老连”的叫我，很亲切。而且从他讲话也能看出来，他不像有的读书人讲话那样文绉绉的，而是非常接地气，说的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话。
我认为，当时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期盼，激发了习书记强烈的为民情怀。他一而再、再而三，跋山涉水，三进下党，下党成为他最为牵挂的地方。在他的推动下，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四下基层”制度在闽东蔚成风气，直到现在仍在延续。
他在基层调研，总是走在最前面，到老百姓家里看望慰问，也从不讲究。有的老百姓衣衫褴褛，手也不怎么干净，可他从不在意，进门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握着他们的手进行交谈。有时候进了农户家里，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的什么，对生活用度问长问短。老百姓都说习书记是打心眼里关心我们。
采访组：您后来跟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连德仁：我与习书记个人交往不多，有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写作，1990年时，我把自己担任副县长十年期间撰写的文章结集成册，出了一本38.5万字的书，叫《从政文稿》。当时是以内部书号印的，只印了3000册，我送了习书记一本。后来有一次他来寿宁调研，我到寿宁宾馆去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见我来了，就说：“老连，你的《从政文稿》我看了，不错!你要写上5本书。”习书记的鼓励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现在我已经写出4本了，也先后给他寄过，我还要加把劲再写一本，继续发挥余热。
1992年9月，他把《摆脱贫困》一书送到我手中，并亲自写下“德仁同志阅存，习近平”9个大字。2002年4月25日，我陪同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书记在清源乡调研时留下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张合影，我把这张照片印在《三农絮语》一书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现在距离习书记主政闽东已经过去30年了，他在闽东大地、寿宁大地上践行骨肉相连的群众路线，留下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清正廉明的公仆形象，留下了亲民爱民的执政理念，留下了踏石留印的务实精神。如今，寿宁县、下党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头绿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了;电灯亮了，广大农村实现用电全覆盖;道路通了，下党通了柏油路，寿宁通了高速公路;衣食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楼房高了，寿宁新城高楼林立;实力强了，县级财政收入是当年的100倍，2015年寿宁还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场繁荣了，商品琳琅满目，物价相对稳定;教育发展了，2014年高考上本科线997人，2位学子被北大录取;看病方便了，老百姓的健康指数进一步提高。那个昔日近七成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下党乡，2016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4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05元，总人口贫困率下降为2%。
我想，寿宁和下党脱贫致富的显著成效，就是我们寿宁人民、下党乡群众对总书记这些年来殷殷牵挂的最好回报。